导语：瑞士手表讲究打磨、倒角，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以及家族传承，但是石英表后来者居上曾经打败机械表，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。而后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。更重要的是，经此一役，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——如同法国香槟、德国的汽车，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“原产地”。

    时间的艺术

　　30岁生日那天，我在北京的赛特购物中心，趴在玻璃柜台上第N次打量那块手表。我兜里揣着一沓子现金，营业员过来的时候，我说，我要这块手表。手表的价格是8000元，当时我的存折里一共有1.5万元，也就是说，我用自己一半的储蓄购买了一件奢侈品。这块手表此时就在书桌上，分毫不差地走着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戴过——它更换过两次电池，进行过一次清洗，现在看起来有点儿落伍——表盘太小。更惭愧的是，这是一块石英表。

　　大多数手表爱好者的第一块手表都是有故事的。康威凯的第一块手表是2000年在世都百货买的，肖邦CLASSIC163154，花了1.5万元。他当天就拿到王府井亨得利钟表店，让店员给鉴定一下，亨得利钟表店的港方经理李添霖用放大镜一看，颇为赞许。这款肖邦——机械表、贵金属表壳、鳄鱼皮表带，设计非常简洁。康威凯后来撬开来看里面的机芯——积家849的超薄机芯。

　　台湾广告人许益谦说，他的第一块手表是雷达，那块表上有一个会动的船锚装置，启发了他对机械的爱好。他说自己最想买的一块表是百达翡丽的3919，“制表工业有所谓七匠，包括制表匠、制链匠、设计工匠、金匠、宝石匠、珐琅匠等，百达翡丽的可贵之处在于诸多复杂技术都在一个厂里完成，不假他人之手”。

　　石英表曾经打败过机械表，1964年东京奥运会，精工表是官方计时器。1967年在纽氏天文台钟表大赛中，日本石英表走时精准、防磁防震，获得极好的成绩。1973年爆发了石油危机，奢侈品急剧萎缩，瑞士很多工厂被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，而后，斯沃琪集团的海耶克成为拯救瑞士手表的英雄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机械表重新赢得市场。更重要的是，经此一役，瑞士手表重新确定了自己牢固的地位——如同法国香槟、德国的汽车，瑞士成为高档手表的“原产地”。

　　石英技术在上世纪60年代也算是一种高科技，如今的瑞士手表中也能见到高科技材质的影子——钛、阳极去氧化铝，其加工成本绝不比金子便宜。香港的钟泳麟先生认为，这股高科技风潮有可能对瑞士手表的传统再构成一次破坏，而《国际精表》杂志的编辑总监刘微先生分析：“手工制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，高科技材质也就才那么几年，它能有多久的生命力？越是高科技的产物换代越快，我们需要的是百年后还能依靠手工重现的机械手表。”他说，“朗格表的一个芝麻链就含有639个零件，这远远比高科技表付出的精力、物力更多。”

　　2007年夏天，在瑞士的沙夫豪森，我们参观万国表IWC的博物馆，里面最吸引我的藏品是“二战”时期德国飞行员佩戴的腕表，他们的飞机被打落，遗骸中发现的IWC还没啥损坏。这个品牌总有那么点儿德国特色。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向我们讲述万国表的历史传承，会议室下面就是一个小小的表店，我们在表店里耽搁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几位同伴翻来覆去地看，在买与不买之间犹豫，最终一位年轻男士买下一块，“我可以传给我儿子了”。促使他下决心买下这款手表的原因，是他刚得了一个大胖小子。

    十来年前，翻看外文杂志，我注意到百达翡丽的广告，画面上是父子或母女，广告语是，你不能真正拥有一块百达翡丽，你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照顾这块表，你只是在开创自己家的传统。2008年，百达翡丽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小型展览，主题正是这组“传承”广告。这一年的巴塞尔钟表展上，百达翡丽的总裁菲力·斯登(Philippe Stern)带着他的两个孙子出现在展台上，菲力·斯登说：“对自己的家族忠诚，就是对客户的忠诚。我小时候，家族企业还很多，突然之间，它们就全部消失了，而且是在同一时期内消失的，是1975年到1985年间。”

　　那正是瑞士手表的艰难时期，而后更多的瑞士手表是以奢侈品集团的形式营销。2009年1月，历峰集团主办的国际高级钟表沙龙在日内瓦举行，集团旗下包括卡地亚、江诗丹顿、万宝龙等17个品牌。《时尚时间》杂志主编潘箭说：“手表工艺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完备，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举。瑞士手表是讲究打磨、倒角，讲究制作工艺的精细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它们确定了手表作为奢侈品的游戏规则。”潘箭那天戴的是一块自制的手表，天津手表厂的陀飞轮，表盘、表带则是在德国朗格表厂定做的。他说：“我们并不是做不出好的手表，而是我们不会做奢侈品。”

　　在资深手表评论家皮埃尔·马亚尔(Pierre Mailard)看来，2009年很可能“手表泡沫”会破灭，支撑他做出这个判断的是这样一组数据——2009年1月，瑞士手表出口就降低了21.5%。这意味着相比2008年1月，瑞士少出口了86万只表。出口价超过3000瑞士法郎的手表表现比其他手表要好一点，但仍然降低了14%。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——中国，这个对于瑞士手表来说处处是黄金的地方也缩水了42.6%，而新加坡则下滑超过了60%；瑞士手表的第三大市场日本，下降了24.2%。他认为，超豪华制表和时尚大众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，瑞士手表大面积放弃中间市场时，中产阶级也被剥削得最为严重。

　　钟表专家丁之方先生认为，20年前，瑞士手表定价往往从消费者能承受的“底部”考虑，近年来则争相探索表迷愿意付出的“上限”是多少。他说，目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有超值的好货。2008年，瑞士钟表出口到香港地区的总额超过20亿瑞士法郎，位列全球第一；中国内地6.23亿瑞士法郎，位列第七，与2007年相比增长58%，相比2006年增长130.6%，增长率连续两年排名第一。10年来，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手表消费状态都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。

    百达翡丽4年前在上海的外滩18号开设第一家专卖店，去年在北京“前门23号”开设第二家专卖店，中国区品牌经理高虹说，“销售状况令人吃惊地好！当然，我们的手表从来都是服务于极少数人，这极少数人并不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”。尽管内地这两家专卖店里，手表的价格还是比香港要贵一些，但这并不妨碍有钱人在这里购买，他们的累积消费会使自己成为VIP客户，从而在申请某些特别表款时更为便利。“百达翡丽的产量每年只有3万块，而全世界想要表的人又那么多，自然会出现等待的状况。去年百达翡丽推出超级复杂功能的Ref.5207P，市场试水，只在日内瓦总部销售，结果又有人批评我们的做法。”

　　康威凯的收藏品中有一块1912年18K金的百达翡丽怀表，从日内瓦寄过来的证书，OWNER一栏里写着康威凯的名字，“百达翡丽也不是神，它就是坚持了100年以上，让你享受到代代相传是怎么回事。表的易损部件坏了，拿到瑞士去修，能查出当年是哪个工匠装的这块表。这个工匠留有这块表的易损部件，把它换上就是了。瑞士手表能够有今天的地位，和这种传承关系很大”。康威凯原本在银行工作，现在已经进入手表行业，2009年是他第8次去瑞士。询问他对这次巴塞尔表展印象最深刻的地方，他说，是“豪雅推出的手机”。康威凯分析，2002年豪雅进军眼镜行业，当时就透露要进入手机领域，这说明手表品牌早就意识到，许多消费者自打有了手机之后，就不再需要手表来看时间，这对低档手表构成极大的冲击，手表将完全成为一个奢侈品行业。

　　我的第二块“豪雅”间隔了10年才到来，那是在瑞士的雪山上买的，4000多元，比国内市场要便宜1000多元。我把它当成送给自己的40岁礼物。这还是一块石英表，这不是说我就不热爱机械表，爱从来都是有代价的，高级机械表的入门价格是3万元到5万元，复杂功能的手表就更高了。手表消费是物欲的，但也是一种精神的。说的玄虚一点儿，手表消费和时间感、和每个人的生命感觉有关。科学家说，地球上的生命就像一个交响乐团，按照上天的节拍奏乐，太阳、月亮的运行，反映在昆虫总数的起伏之中，反映在全球有生命物体的活动之中，一切都是时间上的图案。在用以描述这些图案产生的理论框架里，时间总是向同一个方向走，在这支时间之箭上刻着无止境的变化，有些是你看不见的，比如细胞分裂的不断进行，这些时间上的图案不仅是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且是生命的基础。“宇宙在时间上普遍地、单向地前去，朝着一个更大熵的可能状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滔滔涌出细巧有序而瞬息即逝的生命图案。”

　　那些喜欢古典音乐的人也许会选一块马友友代言的劳力士，那些对太空探索好奇的人可能会选一块欧米茄登月纪念款，那些热爱航海的人也许会选一块沛纳海，那些喜欢科学的人也许会选一块IWC的“加拉帕戈斯”群岛。手表是一个表露身份的细节，是一个不该忽略的装饰，但一旦和我们的情感相关，它就是一件艺术品。

     瑞士人的瑞士表

　　“瑞士人最大的心愿是与这个世界保持距离，住在自己的小花园里，按自己的节奏，过自己的日子。但是，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，瑞士不可能不变，也许不那么戏剧化，没那么快，但这已经让很多瑞士人感到不安。”这话是瑞士一个老作家跟我讲的。他叫胡戈·罗彻尔，老人家快80岁了，一个人住在苏黎世河畔的一幢老房子里，心脏不好，每一激动，连着心脏的监视器就发出呜呜的声响。瑞士人生产全世界最昂贵的手表，但深入到瑞士人的生活，你会发现，他们自己戴的都是Swatch、雷达。花500瑞士法郎买一块表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挺贵了。

　　每年的巴塞尔表展，巴塞尔附近的酒店都会人满为患，而且极其昂贵。我们只好住到伯尔尼的一家小旅馆里。

　　火车到伯尔尼的时候已是傍晚，天空开始下起小雪，街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。伯尔尼是瑞士首都，但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感觉却是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我一晚上无法入睡，不知是因为时差，还是那习惯了喧闹的耳朵，在这样的宁静中患上严重的水土不服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把这种感觉告诉曼努埃尔·萨尔赫利，蓝眼睛的外交官哈哈大笑。他说，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，也被北京的喧闹吓坏了。“每个人都很忙。中国人似乎都认为，明天一定比今天好，后天比明天更好。所以大家都奋不顾身地奔向明天。”

　　瑞士人更愿意悠然自得地活在今天，他们希望时间的脚步越慢越好。也许这是因为做瑞士人太简单了。这里空气清新，街道干净整洁，火车准点发车，整个社会秩序井然，月收入低于3000瑞士法郎就算穷人了，政府会给你补偿金，根本无需为明天焦虑。不过，说来也怪，瑞士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二，仅次于日本。

　　曼努埃尔的办公室就在伯尔尼的国会大厦附近，属老城区，周围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。据说，这里的建筑原先都是木质的，600多年前因为一场大火而全部毁去，重建时就改成了石头的建筑。因此，整个城市就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。

　　100年前，爱因斯坦就住在不远处的一条街上，他很喜欢伯尔尼，这个城市让他产生了“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想法”，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了“狭义相对论”的诞生。这种说法不知有多大的可信度。但是，从他的故居走出来，只要几步路就能看到伯尔尼的“钟楼”，那个6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报时的大钟，为他思考时间的本质提供了某种灵感，恐怕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个钟上至今刻记着它被打造的年月：1405年10月，但在钟下感慨滔滔逝水、急急流年的人却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。

　　曼努埃尔出生在伯尔尼附近一个小村庄，整个村子就3000多人，他在伯尔尼读大学，毕业后在Swatch集团做过工厂经理。总之，很纯粹的一个瑞士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是个表痴，家里收藏了80多块表，直到今天，不时还会拿出来把玩一番。对他来说，机械表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东西。

　　曼努埃尔的头衔很有趣，叫“瑞士形象办公室主任”，隶属于瑞士外交部。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在世界各地广建“瑞士屋”。去年奥运会的时候，他们在北京建了一个“瑞士屋”，花了400多万瑞士法郎。明年世博会还会有一个更大的。我有点怀疑这样的铺张浪费是不是有违瑞士人低调节俭的美德，但他说，“瑞士屋”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瑞士。

　　外国人对瑞士的印象通常都很好，但实际上却常常是一无所知。他在中国搞过一次调查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，当你想到瑞士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40%以上的中国人选择了“手表”，其次是军刀、银行、巧克力。

　　其实，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做这种调查，得到的可能都是一样的结论。瑞士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了的国家。钟表、军刀、奶酪、火车、巧克力、银行、高山、海蒂、奶牛，甚至一种叫Helvetica的字体，随便挑一个出来，都可以与典型的瑞士品质对应起来。但是，到底什么是瑞士品质呢？好像又没人说得清楚。

　　一位苏黎世作家在18世纪末就写道，“瑞士很特殊，我们是被这个世界选中的”。其实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瑞士都不能算一个国家。在瑞士，有着各种各样的瑞士人，伯尔尼人、苏黎世人、提挈诺人、巴塞尔人，他们说不同的语言，有不同的习俗、个性和价值观。如果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，它的共同点可能比瑞士的共同点更多。问题是，到底是什么让这些瑞士人走到一起，他们共同想要的是什么呢？

　　曼努埃尔推荐我读彼得·比赫索的一本书——《一个瑞士人眼中的瑞士人》。我是回国后才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摘抄：

　　说到瑞士，我首先想到的是位于汝拉山脚下的索洛图恩。伯尔尼州和阿尔高州的部分地区离得并不远，我在那里也感到并不陌生。如果我去巴塞尔、苏黎世或卢塞恩，我还可以听得懂人们说话，并找到一些共同点。我还是使用同样的货币，我并没有出国，但我却觉得不很自在。在瑞士西部和提挈诺州，我就觉得更陌生了。我不会讲意大利语，法语也不太好；但货币始终是一样的，价格和规定也都差不多，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。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：提挈诺人，讲法语和讲罗曼语的人跟我们一起。

　　直到后来我在苏黎世遇到汉斯·托布勒先生，看到著名默剧团“魔力无极限”(Mummenschanz)的表演，我才明白，让瑞士人走在一起的，不是某种共同的独特性，而正是对差异性的认同和包容。瑞士人的身份是移动的，而不是固定的。在政治上，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；在文化上，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表达；他们不接受某个大人物的权威，但每个人都接受自己的观点、自己的文化不是唯一的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平等的观点和文化；无论一个联邦有多小，他们拥有相同的权利。

　　也许只有在这样自由、独立但又彼此尊重的社会气氛里，才能诞生“魔力无极限”。这实在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剧团。37年了，他们在世界各地巡演，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语言去解释它。它是魔术、舞蹈、戏剧、美术，又是幽默剧、哑剧、卡通剧、儿童剧。它没有音乐，没有语言，只有抽象的造型、黑白的颜色、奇怪的面具，有时候它是一个大嘴巴，有时候是一只大手，有时候是两个大插座的爱情，有时候是两个记事本在吵架，有时候就是一个管子，而这个管子空荡荡的那一头居然会有悲伤的表情。

　　他们的表演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一部法国动画片《巴巴爸爸》，那种随心所欲的变形中，给人一种巨大的创造性的快感。他们看上去就像外星生物刚到地球，一脸的天真、淘气，充满好奇。但无论怎样变形，我们都能从中认出自己的喜怒哀愁。

　　3位表演者都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人，再加上一个60多岁的经理汉斯先生，简直是一个老年帮。汉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，他本来经营一家化学工厂，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，但他的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他的事业，只好把工厂给卖了，从此追随“魔力无极限”剧团，天涯海角，希望更多的人能欣赏到“魔力无极限”的表演。今年5月，他们会到中国表演。

　　巴塞尔

　　巴塞尔是瑞士最古老的一座城市。这几天，这里一反往日的宁静与低调，表展门口停满了奔驰、法拉利、劳斯莱斯……这样的奢华与排场，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很少见。

　　正当我困惑于为何面对满屋的稀世珍品而毫无感觉时，宝齐莱的老板托马斯·莫夫给我上了一课。他告诉我，“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随处可见、随处可得的。你想要好酒，超市里是买不到的。如果你想要好的家具，就不该去宜家。以全世界为范围，你能在5000家店铺里买到豪雅，但只能在350个店铺里买到宝齐莱”。

　　当我在一个展厅里，触目可及全是百达翡丽、劳力士、肖邦、宝玑时，名表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消失了，好比你把无数美女集中在一个房间里，同样会产生审美疲劳，丧失判断力。

今年凡事讲究低调。所有的厂商都试图淡化经济危机的阴影，但现实情况是极少有厂商肯花巨资在机芯的创新上，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经典表款的基础上稍做翻新，像百年灵的航空计时表(Navitimer)、欧米茄的登月表、劳力士的GMT Master、宝珀的五十英寻潜水表(Fifty Fathoms)，百达翡丽也只是用玫瑰金重新打造了几款旧表而已。不过，这种策略是经过时间考验的。萧条时期，人们对于花哨东西的兴趣大减，而更青睐于持久、经典、高价值的东西。因为你不是在花钱，而是在投资。

　　整个展厅里，劳力士是最气派的，展台比百达翡丽大了一倍不止。上个月，法国广告界大亨雅克·赛盖拉也不知拿了劳力士什么好处，突然语出惊人：“任何人在50岁之前还没弄到一块劳力士，就算是废物。”其实，不用他那么卖力，劳力士在钟表业的地位早已固若金汤。它每年生产75万只手表，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全部组件的钟表公司。如果你要买一块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表，所有人都会劝你买劳力士。这样，就算你在澳门赌场输了钱，拿劳力士是可以直接换钱的，算是硬通货。

　　雷达的整个展厅设计成黑色，据说是要表达一种神秘气质。他们今年主推一款由英国设计师贾斯珀·莫里森(Jasper Morrison)设计的表，号称“Supernormal”风格，就是极度低调的意思。雷达一年生产40万只表，中国是最大的市场。他们进入中国几十年，一直被当成奢侈品。自从中国人对奢侈品的眼界宽阔了以后，雷达逐渐退到二线品牌。我问雷达的CEO罗兰·司徒勒，怎么看待自己的定位？

　　他非常坦然地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位置啊。宝玑、蒂凡尼，它们处于奢侈品的顶端，但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位置。在Swatch集团，我们有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，每个品牌都有它自己的任务，从价位、产品、宣传、销售到赞助活动，保证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而是合力对外。”

　　日本的精工和西铁城在1号厅最靠里的一个角落。在众多欧洲奢侈品的压力下，日本人显得一如既往的谦恭。但精工今年主推一系列Spring Drive产品线，也打算进入奢侈品市场。日本人在技术创新上的确有一种拼命三郎的精神，他们花了28年研发出Spring Drive机芯，90%的机械加上10%的石英，就像汽车里的混合动力引擎，每天的误差能降到1秒钟。

　　我们在Le Solliat采访老制表师菲利普·杜佛时，他对这种新的机芯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焦虑。他认为，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革新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“石英表入侵”的历史很可能会重演。但是，瑞士钟表业的大企业家们似乎没有人在意。

　　在他们看来，现在的手表是奢侈，是时尚，是个性，是身份认同，唯独与报时无关。准确性的问题如果日本人愿意关心，就交给他们去关心吧。正如托马斯·莫夫所说的，“日本表质量很好，但只要它是来自日本，就不是奢侈品”。

　　这样的强词夺理，却又让人无比信服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瑞士钟表的价值，是整个老欧洲的精魂在游荡。我身处的1号厅又叫“梦之厅”，是6个展厅中最大最奢华的一个，往来其间金发碧眼、人高马大的欧洲人，的确给亚洲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

　　关于一个国家、一种文明的想象，被注入到一个具体的商品里，这种移情现象并不少见，就像法国红酒、德国汽车、意大利鞋。人们关于瑞士的种种想象，品质、精准、可靠、公正、中立、良好的教育、古老的工艺传统、雪山里的阁楼作坊，都被注入对瑞士钟表的想象中，从而创造了一种气场，一个光环，一件梦的衣裳。人们爱瑞士手表，爱的是其中的沉静、持久、时光流转、岁月变迁的感觉。但是，这个梦真的会一直做下去吗？

　　其实，在手表发明之前，世界上最好的钟表来自英国。14世纪初，英国、法国的教堂等建筑物上最早出现了机械报时钟，因为报时钟的运行需要持续的动力来源，所以当时采用的方法就是用绳索悬挂重物，利用地心引力产生的重力作用带动一系列的运转。

　　直到16世纪中叶，瑞士人才真正加入钟表业的游戏。18世纪，瑞士出现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钟表大师，比如亚伯拉罕·路易·宝玑，他因为发明陀飞轮而被尊为“表圣”。钟表的整个工业化过程，就是在这个时期在瑞士得以完成。一开始，钟表制造业集中在日内瓦，然后扩散到汝拉山脉。1785年，瑞士已经有2万多人在日内瓦从事钟表业，每年生产8.5万只手表。

　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瑞士人才开始制造可以戴在手腕上而不是装在口袋里的怀表。“手表”立刻成了交战双方军士们的心爱之物。现在仍然有一种专门的表，叫军官表，今年百达翡丽就推出了一款男式黄金军官表Calatrava 5153J。很少男人会不动心，如果忽略2.5万美元标价的话。

　　20世纪的前60年，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一帆风顺。1926年，劳力士发明了完全防水的腕表表壳，命名为“蚝式表”(Oyster)。第二年，英国游泳女选手梅赛德丝·格丽兹(Mercedes Gleitze)戴着这块表横渡英吉利海峡，这个事件刺激了当时很多人对手表的兴趣，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钟表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。

　　直到1965年，精明的日本人发明了石英表。其实，石英技术是瑞士人发明的，但当时整个行业的傲慢与短视让他们错过了机会。石英表相比机械表有两个致命的特点：极端便宜，极端准确。事实上，它比任何昂贵、复杂、精细的瑞士机械表更准确。

　　日本表的冲击是灾难性的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整个瑞士钟表业溃不成军，很多世代相传的机械表品牌破产，6万多名钟表工匠失业，只有极少数一些高端品牌靠着过去的积累苦苦支撑。也有一些公司试图生产自己的石英机芯，但又不肯放下架子，要价极高，根本卖不出去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，整个瑞士钟表业只剩下1.5万多人。

　　这时，尼古拉斯·海耶克被请去重组当时的整个瑞士钟表业。他将当时两家最主要的瑞士钟表企业合并，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叫斯沃琪(Swatch)，专门开发石英表。他很精明，瑞士人可以复制日本的技术，但日本人在历史上永远拼不过瑞士。

　　Swatch不是“瑞士钟表”(Swiss Watch)，而是“Second Watch”(第二个手表)的缩写。当时一块石英表需要91个部件，而Swatch只需51个部件。高质量、低价格、生活的乐趣，又是瑞士制造，Swatch迅速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失地，尤其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。直到今天，瑞士钟表业每年生产2500万块手表，其中1500万到2000万块是Swatch。

　　石英表终于便宜到滥大街的地步，人们开始嫌弃它没有灵魂。他们怀念机械表的滴答声中，所谓灵魂的声音。于是，海耶克用Swatch赚来的钱一点点收购了宝玑、宝珀、欧米茄、浪琴、天梭和CK，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密有序的品牌结构，从高到低各级市场都有个性鲜明的品牌。

　　在展会上，我遇到一个瑞士钟表杂志的编辑，神秘兮兮地让我给他们的一组新海报提提建议。我一看，竟是一组唐卡，他们想把菩萨的头像改成海耶克的头像。从中可以看出海耶克在瑞士钟表业的地位，一个多么强势的角色，虽然他今年都81岁了。

　　“瑞士制造”是表展上最敏感的一个话题。它戳破了这个行业内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一个黑洞：一个贴有“瑞士制造”标签的手表，只有一部分的组件是在瑞士制造的。

　　根据1971年瑞士联邦颁布的一个法令，一个手表可以冠上“瑞士制造”或者“瑞士”标签，只要它有一个瑞士机芯，在瑞士组装并接受检查。而且，除去组装的价格，瑞士生产的组件价值必须占50%。

　　因此，一块瑞士手表的非关键部位，比如表壳、表带大都是来自亚洲国家，比如中国、印度。在低于1000瑞士法郎的“瑞士手表”中，你几乎找不到“瑞士制造”的表壳。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，但在消费者面前，这是一个禁忌。

　　还有一些厂商，所有组件都是“中国制造”，只是送到瑞士组装，但因为瑞士的人力成本极高，组装的成本可能就占到整块表价值的50%以上，还是可以安上“瑞士制造”的标签。这是最极端的情况。

    随着“瑞士手表”中引进的组件越来越多，瑞士联邦计划把“瑞士制造”的比例从50%提高到60%，以保护“瑞士制造”的价值。这个提议还没有最终被通过，已经在瑞士钟表业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很多人认为，这是瑞士钟表业自毁长城，在国际竞争中让使自己处于劣势；也有人认为，提高比例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只有将“价值的比例”改为“组件的比例”，这样才能真正保护“瑞士制造”的品牌纯度。

　　苏黎世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瑞士钟表业已经完全恢复元气，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使他们牢牢占据全世界70%的市场份额。但是，在这样密不透风的瑞士军团中，居然会有理查德·米勒(Richard Mille)这样的未来派品牌异军突起，是一件挺怪的事情。

　　理查德·米勒是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，他是法国人，57岁，有意大利血统，住在法国的一个城堡里，开一辆1979年的Tyrrell F1。美国一本钟表杂志形容他说，“钟表业的历史在未来要分成两个阶段，一是理查德·米勒之前的时代，二是理查德·米勒之后的时代”。

　　他喜欢玩赛车，所以把F1赛车的很多高科技元素应用到手表制造上。他的表风格非常独特，酒桶的造型、透明的表壳、可以透视内部的机芯，像雕塑一样。看起来很厚重，但实际很轻，因为用的材料是钛、纳米碳素纤维、ALUSIC合金，都是用于汽车、飞机、人造卫星的材料。

　　“男人天生爱技术、爱机械、爱汽车，这些感情是以某种方式烙印在我们的DNA里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要做机械表，就要做得非常酷，非常冷峻，非常高科技，让他觉得自己抬手看表的姿势非常性感，这样你才能在很多层面上与一个男人对话。”
　　他是通过邮件接受我的采访的，因为他从来不屑于参加巴塞尔表展或者日内瓦表展，“我只跟着自己的直觉走。那些想找到我的人，自然会找到我”。

　　理查德·米勒的崛起不过8年时间，但他的买家个个非富即贵，好像根本不在乎花多少钱。我问他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唯一的秘诀就是，与过去彻底地决裂，就像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的艺术一样。既然我们有21世纪的技术和材料，就应该做21世纪的手表。所有的品牌都在谈过去、传统、历史，但我只看未来。”

　　今年5月，理查德·米勒要在北京开第一家旗舰店。去年，他们已经在上海开了一家。这个牌子对中国人还比较陌生，在欧美却是如雷贯耳。他们每年只生产2000块表，每块表的价格几乎都在10万美元以上，最高则达数百万美元，收藏者以《福布斯》名单上的亿万富翁为主，比如罗恩·佩雷曼、保罗·艾伦。
我问他，你真的觉得北京准备好了吗？

　　他说，“当然。就怕我们没有那么多表可卖”。

　　在见到胡戈·罗彻尔之前，有人警告我，他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人物，也许你对于瑞士的许多好印象都会被他给弄没了。

　　等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却发现他是一个很和善的老人。他的批判是一种漫画式的，精确、夸张，但并不尖刻。他从来不觉得瑞士是个监狱。

　　他只是一直在寻找瑞士人的“另一面”，而且，他认为瑞士的另一面，必须离开瑞士才能找到，才能理解。所以，他的写作大多基于旅行的经历，他曾经在欧洲、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做过记者，被称为20世纪“最世界主义的瑞士作家”。

　　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《如果上帝是瑞士人》。他告诉我，“如果上帝是瑞士人，人类的麻烦就大了，也许他今天还在等待创世纪的最佳时机。既然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不错，应该感谢上帝不是瑞士人”。那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子，用一些很搞笑的故事和人物，来描述瑞士人的国民性。事实上，我在瑞士遇到过那么几个人，都挺像他小说里的主人公。

　　有一次，去往卢塞恩的火车上，一个40多岁的瑞士人跟我攀谈起来。他的英文不好，结结巴巴，绕来绕去，似乎就为了表达一个意思：他爱标准德语，但瑞士人打心眼里不喜欢标准德语，这让他非常痛心。然后，他拿出瑞士地图，给我细细讲解每个地方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异，不时哼上几句地方民谣，再加上一点语焉不详的历史，完全不管我听不听得懂，或者是否感兴趣。但他脸上那种陶醉的表情，加上中国人的教养，就让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他。

　　在他持续一个小时的独白中，我只逮住机会插了一句话，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　　我猜是个语言老师，但他说他是一个图书管理员。

　　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胡戈，他一边笑，一边说，瑞士人有时候是太寂寞了啊。

　　我问他：“瑞士人对时间是否有特别的感受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一方面，我们尊重时间，这是融入到我们的教养里的东西；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尊重的只是手表上的时间，而不是历史的时间。瑞士人对于历史的时间感是相对停滞的。”

　　他正在写一本新书，大致是讲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，瑞士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意识——对全球来说，每一点都是中心，世界上任何一个点发生的问题，都会在其余地区产生影响。“瑞士人一向认为自己很特殊，能够置身事外。我们并不是害怕中国或者亚洲的崛起，而是害怕那种必须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、另外一种力量的感觉。比如现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，就必须讨论中国问题，无可回避。世界不可能不变化，不可能没有得失，有些东西注定要失去，但你要从中获得新的东西，这才是重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瑞士的改变，因为瑞士的改变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。”

　　“瑞士人喜欢一切稳固的东西，也创造了许多稳固的东西，比如银行、货币、军队、联邦制、中立的姿态，这些以前在瑞士都是无可置疑的。但现在，稳固的状态已经被打破了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到教育制度，一切都处在新的置疑之中，都需要被重新讨论，这是我们的大问题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