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，在朱会长看来，在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，还要根据当地实际，照顾到老百姓的生活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。传统产业、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如何协调发展、主次搭配？孰轻孰重？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、逐渐磨合的过程。

朱会长是近日在上海财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举办的“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”国际论坛上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作出如此分析的。

朱会长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在上海机电一局工作，该局生产装备工业。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的。他以上海为例来说明问题。上海当时是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城市，有职工300多万人。包括大工业局，如机电局、纺织工业局、冶金工业局、仪表工业局等，都是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来临和经济转型，逐渐面临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矛盾，传统工业由于设备老化、原材料采购受限制等因素，制约了发展，产业结构需要改造，有些产业必须调整和转型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当时涌现出一批新兴产业，如钢铁、化工、通信、石油、汽车等，上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遇，从而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。

朱会长认为，这种转型和调整是必需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但在抓好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，如何在调整的过程中，继续抓好传统产业，在抓大放小的过程中，如何取得比较好的平衡，这也是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。但当时由于没有经验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事后来总结，传统工业当时放得多了一点，在引进新技术、对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扶持过程中，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和升级换代少了一点，对传统产业自主创新的鼓励少了一点。

这就容易导致两个问题，一是传统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，如果转型过急，会产生很多下岗工人；二是一些老品牌企业在调整中消失了，这其实是无形资产的损失。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，只要一听到是上海货，人们会毫不犹疑地选择它，上海产品在国内有着绝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当时在各地，对即将结婚的年轻人来讲，拥有一对“上海牌”手表、一辆“永久牌”男式自行车或一辆“凤凰牌”女式自行车、一台“蝴蝶牌”缝纫机是他们的追求目标。因为当时这些品牌质量确实过硬。但现在市场上还有多少这样优秀的上海品牌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在产业结构转型、新兴和支柱产业不断引进成为时髦的今天，朱会长认为，我们确实有必要回过头来反思一下，对于那些传统产业，我们与其看着它们逐渐消亡，何不帮助它们走出一条技术自主创新、产品升级换代的路子呢？

(来源： 第一财经日报)